村庄是一块精神胎记(五)

幽地一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神情，说：我要是不回来，公社书记给我提鞋都嫌他官儿小。这是我见到六爷最牛气的一句话。可六爷并不后悔，豁达而又无奈地说：这是命，有的南下让土匪黑枪打死至今连尸首还找不见哩。言语间透着一丝满足，似乎那些战友都是忽隐忽现的遥远星星，只有他幸运而真切地活在人间。
　　1986年，已是南方某省厅长了的六爷当年的警卫员应邀回根据地进行党史资料座谈，期间开着小车来看他当年的首长，县里乡里一大帮子前呼后拥，几十年灰头灰脸的六爷这次着实在村人面前风光了一把。临走，六爷拉着老部下的手无限感慨地说：当年你要拦住我就好了。部下笑着说：那会儿你是首长，我敢吗？看来六爷对自己当年的莽撞行为是有所反省的。可过后六爷又说：他们活着比我强，可死了都得进火葬厂，我活着不如他们，可死了我不用烧。虽有阿Q精神，六爷的肉身却实实在在还给了生他养他的土地，因为1995年我们这里乡村还没有推广殡葬改革，虽提倡火化，但都是土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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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村庄的牵挂是村人共有的心理，恋家是村人共有的脾性。因为共有的心理和脾性，村庄就成了村人坚定不移的向心点。尽管心和双脚像风筝一样四处漂泊，归路这根线总是牢牢拴在村庄这个桩上。
　　小李庄几乎与我们村相连，也可以说是我们杜寨的附属村，自村庄成建制时起也就三五户人家，婚丧嫁娶都要到我们村去借人。我有记忆的时候小李庄已是杂草丛生荒无人烟，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搬迁到我们村，少数迁入风火村。
　　初秋的庄稼和那个人心干旱的年代一样了无生机。歇晌工余，烈日下满头大汗的父亲摇着辘轳浇自留地玉米，我汗流浃背看着垄沟。一辆草绿色吉普车在尘土飞扬中停下，车上下来的瘦高个子的老军人蹲在垄沟边甜甜地捧了几口水，站起来与我父亲对视。稍倾，他们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这个叫春成的老军人是我父亲少年时的伙伴，比我父亲年长三岁，他的祖居是小李庄，后来参加八路军，现在北京是团一级的干部。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师级干部已是相当了得。
　　父亲停下辘轳，陪春成在小李庄废墟上漫步。枣树枝子上的知了嘶鸣，春成与我父亲回忆少年捉知了逮蛤蟆种种趣事，朗朗笑声惊的知了乱飞、蚂蚱乱蹦、花蛇乱窜。废墟东北角的李家祖坟是他此行重点，刚才还笑容满面的春成面对几个杂草丛生的坟堆立马一脸严肃和虔诚，愣了一阵他突然间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头碰着地，额头满是泥土，我和父亲不知所措。临走，春成在父母坟堆上抓了几把泥土小心放如衣兜，擦着眼泪颇为伤感地对我父亲说：将来我老了，这把骨头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这儿。
　　吉普车溶入路尽头的绿色田野，一直凝视的父亲自言自语道：春成爹娘都是饿死的，他要不当八路军也说不定跟我一样。后来，春成的骨灰果然回来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被子女留在北京。帮助料理完当年伙伴的后事送走他的子女，乡亲们都感叹：能回来一半就算不错了。
　　乡亲们的话不仅仅是感叹，当年我们村出去的有许多都是杳无音信。1995年，邻村一个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来到我们村，说和他一起当中央军的老兵在台湾，一辈子没成家，人瘫痪几年了，想死后把骨灰埋在老家，让他看看家里还有没有人。问遍村中上年纪老人，也没有结果，兵荒马乱年月不知有多少家都死在逃荒路上，许多断线的风筝就永远流落他乡。村外许多坟墓在多年无人烧纸打理后就变成了良田。上小学支农到生产队参加翻地劳动，时常在平坦的庄稼地里翻出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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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父亲少了忙碌奔波的暴躁，多了宽容慈祥，对一切都那么散淡透彻。他的脾气转变让我们当子女的吃惊。可去年冬初他突然像天气一样凌厉不安起来。终于在一个宁静的冬夜，父亲披露了他不安的原因：他想把远在异乡的舅舅的尸骨迁回故乡。他的舅舅是在保卫延安时被胡宗南的部队打死的。而父亲的姥爷就这一个儿子。在奶奶离世后，作为长子的父亲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每年清明节给他姥爷烧纸的责任。父亲说他小时侯舅舅最疼爱他。他想让他舅舅回来陪伴姥爷。你知道不知道舅爷的尸骨现在啥地方埋着？你知道延安在哪儿，离咱们这里有多远？对我的提问，父亲都茫然摇头。我问他为啥突然想起了这个古怪的问题，父亲戚戚低声：我这几天老梦到他们。我哑然失笑，父亲真的老了，他的思维已在梦和现实之间模糊。但是，即使思维混乱，人生归宿问题仍让他念念不忘。
　　过了不久父亲又愁容满面地问我：我老了是不是也得烧掉？询问原由后得知他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现在乡下正在殡葬改革，就担心。见我未可置否，父亲就自言自语：还不如我当初跟你娘一块早早走呢。我安慰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却说：那样至少还能有一把骨头，活到现在可好，烧成一把灰，啥也没有了。
　　对于父亲的忧虑，开始我觉得荒唐可笑，可后来又觉得难受。究竟难受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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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踏进中年的门槛，“老之将至”就漫漶而来，以前热中于喧闹的酒席现在觉得无聊索味，思绪时常在往事里徘徊，陈年旧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