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6月8日专电（记者袁全）随着高考结束，一个特殊的群体——高考试卷命题人终于重获“自由”。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或许“至高无上”，是决定千万学子命运的权威“考官”。殊不知，高考对他们来说，亦是一次严峻考验。

　　“消失”

　　王建国（化名）老师记得，两年前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一回到教室，班上的学生们就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已经和老师分别一个多月，至今都不知道，老师突然“消失”是去了一个“秘密”地点，参加高考命题。

　　“非常开心。”王老师如此总结长达一个月的封闭命题时光。在他看来，能有机会出高考题，是“无比荣幸的事”。能够看到高考试卷如何诞生，一直是这位中学老师的愿望。

　　今年，他又一次被选中，成为高考命题人。

　　然而，这份荣幸却始终不能分享，不能声张。从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起，命题人的心情始终兴奋紧张交织。

　　张爱君（化名）老师也曾参与过高考命题。她说，被邀请去参与一份关乎数万考生命运的试卷命题工作，无疑是对自己教学的一种肯定。但是由于高考试卷属于国家机密，她出题前就被告知，“哪怕是无意识地‘泄题’，就会进监狱。”

　　其实，被邀请参与命题的老师，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拒绝。但一旦签了保密协议，就没有“回头路”。

　　命题老师的身份保密，是重中之重。除了学校校长，张老师只告诉了丈夫自己参与命题的事。其他人都不知情。女儿以为“妈妈回老家了”，亲戚以为她“出国了”。

　　临行前，命题人也只知道自己的“归期”。至于会被“关”在什么地方出题，和什么人在一起，都不清楚。

　　张老师说，保密协议还规定，“三年之内，命题人不许以‘参与高考命题’的名义进行商业宣传，不能用于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

　　出题

　　出题人不允许使用任何通讯设备。张老师“消失”前，干脆就不带任何通讯设备，“这么做也是为了减少麻烦。因为到了命题驻地，身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会被收走，直到高考结束才能归还。同样，高考结束回来时，命题期间所有写的、用的东西，也不能带走。”

　　人身限制也必不可少。张老师回忆说，命题的地方有武警站岗；电话有监听；办公楼里始终有电子干扰设备，“辐射是很大的”。命题人不许私自离开驻点；允许休息时间到院子里散步，但必须两个人以上。

　　为高考出题的人，工作强度很大，一般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午夜。张老师说，那真是“心无杂念”，每天就想一件事——出题。“有时回到房间，洗澡的时候，也在思考题目。”

　　一道题目的诞生源于集体智慧。在由高校老师、中学老师组成的命题团队中，所有的题目都要达成统一意见才能“面世”。

　　张老师说，她参加命题那年，所有的题目她都参与制定，并且与其他命题人一起商量、论证，反复试验、检查，直到全体意见统一，不再有分歧，题目才算完成。

　　出题过程复杂，要求命题人考虑全面、谨慎。这其中不仅有科学的考量，还有对试题语言以及考生理解力的判断。张老师说，有时候，命题组内部会出现“激烈的争辩”。

　　“归来”

　　高考开始那一刻，也是命题老师“大考”的时候。他们生怕卷子上出现意想不到的差错，也怕试卷难住寒窗苦读的学生。这种紧张的心情延续到了考试后。一如一部电影问世，导演关心票房一样，命题人也格外在意考生的感受和同行的评价。

　　王建国老师“自由”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搜罗网上对高考试题的评价。“还不错，都说比较简单，没有特别偏，特别怪”。他说到这里，露出了笑脸，不是命题人的得意，倒是带了一点“讨好”考生的意味。

　　张爱君老师“被解放”出来后的第一件事是拥抱她的老公和孩子，并高喊“自由了”。她至今还不能公开自己当年“消失”一个月是去做什么。但她说当年考题遭到考生抱怨，甚至“骂声”，说是“太难了”。

　　至今让她还耿耿于怀的是一些所谓专家的“误读”。高考结束，常有专家被邀请解读高考试题。而亲身参与一个多月命题的张老师却说，这些“局外人”的解读大多是“胡说八道”，他们并不了解命题人本身的意图，只是根据答案做的猜测。虽然觉得可笑，但也很无奈，因为按照协议，她不能做任何辩解。